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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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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记载,京师白矾楼旁边有间茶肆,&ldo;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rdo;,生意很好。

更难得的是,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专门设了一个小棚楼,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ldo;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

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rdo;,客人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来。

宋神宗朝时,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饮茶,因为粗心大意,将数十两金子遗留在茶肆桌上,忘记带走。

等想起来时,已是半夜,李氏认为这笔钱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问询。

几年后,李氏又经过这间茶肆,向茶肆主人说起几年前丢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细核对无误,将金子如数奉还。

李氏欲分一半给他,主人坚辞不受,说:&ldo;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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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商业十分发达,人口过百万,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ldo;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rdo;毫无疑问,这是城市&ldo;陌生人社会&rdo;,而不是乡村&ldo;熟人社会&rdo;。

许多人跟福山一样,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现出来的醇厚风气应该可以修正这种偏见。

南宋的临安(今杭州)也是一个生齿繁多、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

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临安的风俗:&ldo;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

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

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lso;暖房&rso;。

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

&rdo;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ldo;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lso;作坊&rso;,至晚始以所直偿之。

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

此亦风俗之美也。

&rdo;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ldo;作坊&rdo;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付还&ldo;作坊&rdo;本钱。

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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