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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惊雷劈断了我的某根神经。
苏枋甚至说的是俄语。
我在碾过神经末梢的剧烈震颤下恍惚了一瞬间,紧接着后撤半步,直接拔出MP443解锁上膛指向了苏枋。
说来可笑,我这一生绝大部分的孤独,都来自不得不顶着乱七八糟的名字过戴着假面的生活的无可奈何。
我一度觉得卡莲提亚这个人兴许也早就因为太久不被人呼唤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人世间——可当有人真的在我面前完整地叫出这个名字,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把枪口顶在他的脸上。
“你……你从哪里知道的?!”
苏枋在我的枪口下岿然不动,只是收敛了笑容,镇定得超乎想象。
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和最后存余不多的理智在勉力维持着,让自己头脑清醒而不至于彻底失去冷静:“我的身份是定了密的,没有一定权限的人不可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说出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我的国家秘密被洩露了——苏枋,按规定我必须把你押到反间谍局接受审讯。”
“师父告诉我的。”
苏枋轻巧地说。
“不可能!
我说过,那时候我叫‘安娜’!”
“我没撒谎,就是师父告诉我的——老师,既然你的身份这麽特殊,你就没想过,和老师共事的我师父,身份同样特殊吗?”
对比我的失态,苏枋的回答显得尤为冷静,也十分客观,“老师的背后是一个国家,而师父背后,难道不同样是另一个国家吗?”
我怔住了。
是啊——安娜,这种一听就是骗人的名字,老先生——不,中国公安怎麽会相信呢?
他们怎麽可能轻易和一个不知底细的少女合作开展行动,去解决中俄列车大劫案呢,仅仅就因为对方是俄联邦安全局私下推荐的人选?老先生和他背后的机构必然是做了充分的事前调查,把我的情况摸了个彻底后才同意一起执行任务的。
不要说真名了,我的人事关系、任务履历、政治立场、思想态度,想必每一样都是调查得清清楚楚,经过层层审议之后,他们才将我接到北京;否则,老先生凭什麽信任我,凭什麽对我好?老先生个人的好心也绝不会被允许淩驾于国家安危之上。
老先生只是善意地保持沉默,不愿因为这些小事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让我没面子,才一直没有戳穿我这过分随意的谎言,自始至终笑眯眯地称呼我为“安娜小同志”
。
我放下了枪,无力地捂住被雨淋得泛起疼痛的眼睛,发出哀叹:“上帝啊,我真是个蠢货……”
“怎麽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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