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士大夫住宅（第3页）

如张庄懿登第时，黄翰题“传桂”

二字匾，榜于张氏楼中。

“缙绅喜治第宅”

，

这是明代士大夫的通病，也是实录。

士大夫壮年之时，历仕朝廷，掌管王事，或家计未立，行乐之光景皆已蹉跎过尽，等到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奢华丽，以明得志，但不曾享用多久，人已溘先朝露。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

，也可以称之为“士大夫社会”

（gentrysociety），其社会性质带有较大的社会流动性。

尽管寒门布衣通过科举可以跻身于缙绅的行列，但随着罢官、身死或者后人的科举乏嗣，同样又会回到寒门之列。

所以，士大夫宅第虽穷极土木，但往往是人一死，就子女争夺，尸骨尚自未寒，而宅第已易归他人。

二林别墅

士大夫致仕家居，多购置楼房，以打发余生。

楼房小窗杂植花卉，四时常新，凭栏把玩，皆足赏怀，过的是一种清雅的生活。

他们厌倦城市喧器的生活，想置身于闲旷之野；深知钱财难以久守，欲娱情于山水之间。

淡泊世味，独嗜佳山胜水。

稍奢侈一点的，就购置别业，建有别墅。

如在杭州，从昭庆寺沿西湖向西，在片石居一带，閟阁精庐，全是“韵人别墅”

。

杭州的青莲山房，又称包氏北庄，就是包涵所的别墅。

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莲花峰，跨曲涧，深岩峭壁，掩映林麓之间。

一室之中，婉转曲折，环绕盘旋，精思之巧，一如迷楼。

外面用石属砌坛，柴很编门，在富贵气中，又透出几分草野味。

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稽古定制，约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碍居民居住，又不许官员在宅内凿池养鱼，以免伤泄地气，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家里鲜有园囿。

即使士大夫里居时粗有园亭，也不过是与贫交故旧往来盘桓的场所，或者是自己读书赋诗之处。

如松江的傍秋亭、适园，起初并无层台危榭。

到了中期以后，士大夫建园已成一时风气，而园林建筑更是靡极土木，奢华至极，或辇石疏渠，或黄石垒山，以供冶游。

所以明人言：“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

据有的学者研究，明代江南城市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声势更为浩大。

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

所谓乡居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万贯，追求高消费乃至高品质的享乐生活，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城市的喧嚣，追求一种“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的精神境界，及四时均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

二是在城内寻求乡村的野趣，财力雄厚之人就在城里建造园林美景，财力一般之人也罗致奇花异木或者怪石，植修竹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赏悦村景，饱览田园风光与大自然的野趣。

换言之，园林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自然的山水之美。

晚明著名武将杜文焕所建的“五岳草堂”

，显然是以园林象征名山的典型一例。

园中南边是“岣嵝洞”

，金简玉牒，仿佛见之，象征的是南岳衡山；西边是“莲花庵”

，三峰缥缈，象征的是西岳华山；草堂之前，凿石为池，称“天中馆”

，象征的是中岳嵩山；东北以西是“蓬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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