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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教生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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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宪宗的答复却是轻描淡写:“此事累有人言,俱已处置矣。

佛子、真人名号,系祖宗旧制,如何辄更?”

以祖宗旧制为由,就将陈音的建议置之不理。

在成化年间,宪宗宠幸的方士主要有李孜省、邓常恩二人。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

初为布政司吏,因受贿事发,应当罢为民,但他在北京隐匿了下来。

听说当时宪宗喜欢道法,就从人学雷法,再私托太监钱义、梁芳,靠符箓之法得宪宗之宠。

成化十五年,升任太常寺丞,后又改任上林苑左监副。

不久,又升通政司右通政,宪宗踢予他金冠、法剑各一,图书印二,印文为“忠贞和直”

、“妙悟道玄”

邓常恩,临江人。

通过太监陈喜的关系,进奉内廷,传升太常寺卿。

宪宗踢他图书印,印文为“橐籥阴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士、庙祝,通过太监的关系,得到宪宗的宠用。

如大德显灵宫庙祝顾玒,自幼就习扶鸾之术,假神降言祸福,夤缘太监,以达内廷,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并被升为太常寺少卿;又赵玉芝,也是通过“左道”

,转托太监,被宪宗特踢太常寺寺丞之职,历任不到半年,其母又获敕命。

在对待道士或方士问题上,宪宗对那些伪造丹药者,所犯即使情重,处罚却是甚轻。

如成化十九年(1483),右至灵高宗谅、右玄义史宗信、左玄义陈得静、道录司序班龙应奎,通过扶鸾,伪造丹药,谎称是神人所降,服之可以长生不死。

正当要进御之时,此事被内侍发现。

宪宗不过分别处以革职发原籍当差、拘收度牒为民、降道士本宫焚香、革冠带为民这样一些无足痛痒的惩罚。

其二,对灵济、显灵等道教宫观进行奖饰。

成化十年,修北京真武庙成,并命都察院出榜禁约,禁止军民妇女入庙搅扰。

其三,随意度道童。

成化二年,从左玄义许祖铭之请,再度道童三千多人。

成化二十年,因正一嗣教真人张玄庆之请,给其“度牒三百”

其四,增给道教宫观庙户、佃户。

成化十八年,从真人胡守信奏请,增给朝天宫庙户三户、佃户七户。

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成化年间,“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

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等。

其尊道教亦名耳”

对这种看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

一方面,宪宗尊道,并不只是名义上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之事。

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不必赘言。

另一方面,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并不如后来的世宗那样,对佛教进行排斥,而是给以同样的尊重。

举例来说,在成化年间,北京确是“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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