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称谓录（第6页）

就孔子家人门徒而言，有时用字称其祖先，如“仲尼祖述尧舜”

，即为例；有时用字称其老师，如“仲尼日月也”

，又可为例。

这是因为，古人对名很尊敬，不轻易称名，于是大多称字。

明人之字，大多也有出典。

诸如：陈禄，字“惟学”

，就是取《鲁论》“学也禄在其中”

之义，也就是学而优则仕之意；林弁，字“宗敬”

，出自《礼》，《礼》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

宋人大多造别号，于是出现了卑幼不敢称尊长之字的状况。

不过，当时大儒朱晦庵、魏鹤山之徒，却并不一概称别号。

一至明代，人们尤其看重别号，一登仕途，就不再称字了。

在明末流传着这样的笑谈，说士人一做官，所急于做的有两件事，就是“改个号，娶个小”

。

即使称字，也仅称一字，下面用翁、老承之，稚子幼生，也无不如此称呼。

正如王弘撰与人书云：“今人相称字，辄曰某翁、某老。

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

可谓当时实录。

即使如皇帝，也受时风所染，不能免俗，自己取一个别号，以示雅致。

如嘉靖皇帝修玄既久，深慕仙术，于是自号“天台钓叟”

，又号“尧斋”

，还有道号“凝道雷轩”

。

隆庆皇帝号“舜斋”

。

万历皇帝也自号“禹斋”

，其出典大概就是取“舜亦以命禹”

之意。

别号古人所无，不知起于何时。

有人说别号起自春秋“寒泉子”

、“樗里子”

等号，至唐而渐众，入宋而益多。

明人方孝孺在给潘择可的书信中说：“交际之崇卑，称号之轻重，固有常礼矣。

非尊而尊之，过也；非称而受之，愧也。

如某之少且愚，字之已过矣；于字加称号焉，于称号加先生焉，于礼得无不相似乎？”

这当然只是以礼仪的准则来衡最民间的称谓习俗。

其实，民间的称谓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并非礼仪所能拘囿。

因此，自明中期以后，即使市井屠沽，也都有庵、斋、轩、亭一类的别号。

正如吴应箕所言，假若只有字而无号，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数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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