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伦理性与等级性

“明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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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性与等级性

明代以儒学立国，儒家之礼始终贯穿甚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之具有一种伦理性的特征。

《大明集礼》的制定，事实上已从礼制的角度规范、整齐了人们的生活，使之井然有序；而《大明律》的颁发，又为这种有序的生活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换言之，礼与刑之间，完全是一种相资的关系，两者是社会生活秩序得以稳定的有力保障。

明人生活的伦理性特征，在法律上也有很好的反映，诸如：在诉讼发生时，若是父子兄弟告者，则恕父兄刑；若是夫妻尊长告者，则恕夫与尊长，刑子弟；若是替父兄诬告者，则省子弟刑；若是妻妾替夫诬告者，则省妻妾刑。

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明代法律生活的伦理因素。

即使到了明代中期，宗族内的尊卑等级还是俨然有序。

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家庭中的长者，即使犯法，往往也可以得到宽宥。

如永乐三年（1405），高邮州有一年老之父，因长子不听教令，想打却又力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长子竟毙于父”

。

当时刑部所拟之罪为：次子准弟殴兄死律，斩；父准子孙违犯教令，父母非礼殴杀之律，有《大诰》减等，处以杖刑，又因年已90岁，仅处以“收赎”

。

这一处理上报到明成祖那里，成祖说：“法原于情，其议未当。”

命礼部尚书蹇义等再议。

蹇义等上奏道：“次子从父命，助执兄，初非有杀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于父耳。”

最后，明成祖命将次子谪罪戍边，而其父免赎。

与上面的例子正好相反，如果是卑幼者侵犯了尊长，那么法律就会加重处罚。

如正统六年（1441），礼科给事中邹冕因为私忿殴打他的堂叔，法司论罪，仅拟“赎杖还职”

。

但明英宗对此处罚相当不满，认为如此犯上，已不适合做近侍之官，处以谪戍边卫。

在权势与宗法伦理之间，尊卑关系还是重于权势。

《大明集礼》的制定，事实上使“贵贱有别，望而知之”

的社会生活模式得以重新建立，

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明律》，则更使这种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得到了保障。

《明律》中的“服舍违制”

条，其中就规定了对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的惩罚条例。

以服饰生活为例，明朝士女服饰都有一定的规则。

在明初洪武年间，基于律令严明的前提之上，这套伦理等级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与执行，人人遵守“画一之法”

。

即使是服饰的颜色，朝廷也作了明文的规定，凡是一般官员及平民，均被禁止服用柳黄、江黄、明黄等多种颜色，

使其成为皇家服饰的专用色。

饮食生活同样具有伦理等级性。

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了防止世习奢靡，明太祖在饮食上确立了一套等级制度，并就饮食器皿的质料作了详细的规定：公侯与官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的器皿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其余都用瓷；庶民百姓，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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