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分税制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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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分税制改革（1）

唐昱也赞同了一声苏慕儒的说法，中央却是是穷怕了，这才有了这次的税制改革。

事实上，他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苏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仅有前世的记忆，还有这一世专门收集的资料。

当然，大多数还是源自于前世的记忆，源自于前世在社科院充电那段时间的疯狂涉猎，至于这一世收集的资料，却是为了说话之时不说露了嘴。

事实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不得不进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中央财政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

的状态。

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开了序幕，这才有了苏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会儿，中央财政窘迫到了极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

，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

原本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可是那一年的财政会却变成了变相的“募捐”

会。

据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资料描述当时的事情，一些财政厅厅长当场和中央财政部翻脸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

。

而也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决心要充实钱袋子。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个经济学家还专门评论过那次的财政会议，评论当时的“反目”

到底有没有道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说辞，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给钱的理由！

就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

，广东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

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

范围。

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

在唐昱的记忆中，他在社科院充电的那会儿看过的资料中似乎提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

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

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

，实为“取”

，就是要地方“作贡献”

，有借无还的买卖，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

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

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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