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第16页）

毫无疑问，习惯与时尚可以使眼睛迁就所有甚至荒唐怪诞的东西，因为对时尚的追求已使人们看不出它们的缺陷。

晚明服饰时尚的变化，正好证明了这一道理。

正如前面所述，传统中国的服饰理念，始终贯穿着儒家的伦理准则。

如衣服的长短之式，男女截然不同。

女服上衣齐腰，下裳接衣，是代表“地承天”

；男服上衣覆裳，是表示“天包地”

。

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妇女服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

如在南京一带，妇女的衣服袖大过膝，袄长掩裙；妇女戴髻旧式，高仅三寸，尖首向前。

到了正德初年，北京的女髻已高达五寸，首尖向后，以致当时有“妇人髻倒戴”

之谣。

这种妇人戴髻的风气，流传到天下各省，于是纷纷高髻，尖首向后，称“反面髻”

、“背夫髻”

。

无论是衣长裳短，还是“背夫髻”

的出现，在传统观念看来，都是一种“服妖”

，甚至会引起妖贼之乱，但在这种服饰风尚的背后，何尝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动向。

6.崇尚“胡风”

在厌常斗奇风中，不能不提到当时服饰中恢复“胡风”

的倾向。

元代末年，江南士人风俗有一股蒙古化的倾向，当时的士人辫发短衣，而且多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以便能在官场上官运亨通。

这种习俗，并不仅限于士大夫，而且其影响及于民间妇女，在语言、服饰、发型、饮食、起居、器用、姓氏等方面，都受到蒙古习俗的影响。

据明人何孟春的说法，这种习俗一直到明代建国以后，还延续了百有余年。

按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在元朝时，妇人的礼服称为“袍”

，这是鞑靼的称谓。

其实，汉人称为“团衫”

，南人则称为“大衣”

。

但在明代，从北京一直到天下各省，都称妇人的礼服为“袍”

，说明这一蒙古人的服饰称谓一直沿用到明代。

又如在海南岛，民间的服饰称谓还保留着蒙古人的语言特色，诸如称小帽为“古逻”

，系腰为“答博”

，等等。

假若说明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制度，是汉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那么，弘治以后北方尤其是北京居民在服饰上崇尚“胡风”

，显然已无民族意识的影子，不过是一种基于个人喜好之上的服饰审美趋向。

据史料载，元人服饰盛行于明代并被明人广泛使用者，有“比甲”

与“只孙”

两种。

比甲是由元世祖时皇后察必宏吉剌氏所创制，其式样是前有裳无衽，后面之长倍于前面，也无衣领与衣袖，仅用两襻相缀。

比甲这种服饰的出现，显然是为了便于弓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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