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第10页）

如西洋布、高丽布，早在永乐年间就成了皇帝赏赐文武百官之物。

明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大量的印度棉布开始输入中国，其中包括孟加拉的绒布（mahmal）、布罗（Sanah-baf）、科罗曼德的槁泥布（Guinea）、红八者蓝布（Percallen）、沙马打里布（Salempoeres）、红番布（mousseline）四种名布，以及科泽科特的条纹布（Sakhlat）、苾布（betteela）。

所谓的红番布，就是明朝典籍中时常提到的西洋布，其产地除了印度外，缅甸也曾向中国的朝廷进贡过西洋布。

西洋布分为冬夏两种。

用做冬服的西洋布较厚，而用做夏服的西洋布则较薄，薄如蝉纱，洁比雪艳。

冬西洋布多产自印度、缅甸、暹罗，而夏西洋布则产自欧洲。

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倭缎”

。

这种日本面料传入中国以后，就很快被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的织工学会仿织。

由日本、琉球所贡的兜罗绒，杭州织造局的工匠也能模仿生产。

朝鲜所产的高丽布，中国也已基本掌握其纺织之法。

惟有西洋布，据宋应星的说法，“则未覈其质，并不得其机织之妙”

。

西洋布虽属印度、缅甸贡品，但已在民间与一些官员家久已流传。

宋应星说“未覈其质”

，不过是证明他不曾亲眼见到这种服饰面料；而说“不得其机织之法”

，说明明代尚未仿织西洋布，基本符合当时纺织业的实况。

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的染色工艺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诸如：通过发展脱胶、炼白技术，采用白度好于以前的炼白丝，以使浅色更加光亮润泽；通过采用套染，使色彩更丰富多彩；由于改进了染色工艺，进而可以染出玄、墨两种色彩。

染色工艺的发展与改进，势必带来服饰面料的色彩更趋众多，而且不断更新。

据研究，明末的丝绸色彩至少有120余种，其中有70种色彩不曾见于以前的记载（参见表2）。

陕西向皇宫进贡的银鼠皮，其皮张的染色，既具皇家特点，而色彩更是丰富多彩，分别有柘黄、玄色、真紫、大红、深青、福青、明黄、鹅黄、鹦哥绿、柳青、翠蓝、桃红、天青、明绿、出炉银等17种颜色。

在红、白颜色之中，除了表中所列之外，明代还有许多新的名称。

如纯白，称为“玉带白”

；深红，称为“宫锦红”

；淡红，称为“醉仙颜”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色彩，均是到明末才得以出现。

如石蓝，至明末在南京才出现；又如在明宫中，织染局也创制了海天霞色，似白而微红。

当时服饰面料的色彩，真可谓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无疑有利于民间服饰生活的多样化。

表2明末江南丝绸染色比较

资料来源：范金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383页。

明代刺绣工艺的发展，同样为明代服饰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基础。

明代皇帝、太子、后妃以及各级官员服装的花纹，均用刺绣制作，皇家有“丝绣作”

等机构，专绣龙袍与官服。

与此同时，民间的刺绣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刺绣艺人，其中最堪称道的是顾绣艺人韩希孟、浙江浦江的倪仁吉，以及邢慈静、董小宛、薛素素、王月等十余人。

这种刺绣工艺的发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在服饰上追求美观的心理要求。

（二）服饰风尚的新动向

明代中期以后，服饰风尚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僭礼越分

等级制度一旦被打破，僭用服饰也就随之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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