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舆盖等级制度及其变化（第3页）

不久，翰林院庶常馆的庶吉士也用黄伞。

至于出身乙科而出任翰林院待诏、孔目之人，或入赀为官而出任翰林院典籍、侍书之人，也纷纷效仿，以及詹事府的詹簿或詹录等杂官，也群起效尤，使用黄伞。

尤其是那些词林中的五品官员，更是在京城“开棍如大僚”

，而那些庶子、谕德、洗马及讲读学士，也就跟着张大金伞。

在过去，若御史用黄伞，会被人看做怪举。

到了后来，即使光禄寺丞或尚宝司丞，均张褐盖，地方驿递也用褐盖迎送。

到明末，事例滥开，禁例滥倒，即使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钱，亦可捐赀授爵，披金紫，张黄盖，充塞道路，招摇市井。

明代创立乘轿制度后，风气也屡有变化。

起初乡官即使现任回家，也只是步行。

到了成化时，士大夫开始骑马。

至弘治、正德年间，就一律乘轿。

起初官员不但骑马，而且还有人骑驴、骑骡，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到了后来，就弃马、驴、骡不顾，乘轿之风日盛一日。

南京官员，无论大小，都乘轿，并有四人轿、两人轿之分。

在北京，官员出入，一律用肩舆，即使兵马司或指挥司经历一类的微末小官，也大大方方地乘轿，以致当时轿的雇值很贱。

即使一些冷官，外出时也非鞍笼、肩舆不可。

在外，只有典史一类小官还骑马，但不久也改乘轿了。

即使幕属小官，也绝无策马行走于街上。

假若有官员骑马，反而会遭到道旁行人的揶揄与白眼。

风气所及，举人、监生、生员外出，也纷纷乘轿张盖。

据说举人乘轿风气，始于张德瑜。

此人中举回家乡时，因病不能看人，就乘轿行走。

众人因袭仿效，于是举人全都乘轿。

不但乘轿，甚至有人外出时轿边随从多达20余人，都穿着一色新的青布衣，很是赫奕。

到了后来，监生也改成乘轿。

至于地方儒学的生员，“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矣”

。

自隆庆四年（1570）开始，由于秀才多为士大夫家子弟，或家中有财，那些新进学的秀才，也大多改乘轿子。

朝廷禁例，冲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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