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教生活（第7页）

综上所述，明世宗一生崇尚焚修，宠幸方士，广建斋醮。

尤其自嘉靖十七年以后，世宗一意在内宫焚修，不理朝政。

由于深慕仙术，一等修玄很久，他就自号“天台钓叟”

。

为了求得自己的长生不老，世宗有时也施药行善，以示诚信。

如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命礼部左侍郎孙承恩等施药于朝天等宫

又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因为春时“民多疾疫”

，世宗假借“体上天好生之德”

，命孙承恩施药于朝天门外，“以溥济众生”

。

为了崇尚道教，以便扩充道教的势力，世宗一生度道几次，数目也较大。

如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度天下道士一万人；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又从秉一真人陶仲文的请求，度天下道士2.4万人。

一等世宗去世，明穆宗继位，道教显赫的地位一落千丈。

明穆宗有“太平天子”

之号。

他一即位，就对道教有所抑制，一些在嘉靖朝得宠的方士，都被按照各自的情罪，各正典刑。

其中章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因妄进药物，被锦衣卫拿送法司，从重究问；唐秩、章冕等各以符法滥叨恩赏，被押发原籍为民，而他们所授的真人、高士名号，也被“尽行革去”

。

随后，穆宗又下令撤除“西园内大高玄等殿、圆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事台扁额”

。

更值得一提的是，隆庆二年（1568）正月，穆宗下令革去“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

，

龙虎山张氏的道教正宗势力也遭到了迎头的痛击。

显见，道教因明世宗的崇信而盛炽一时，同时也因世宗的寿终正寝而渐趋衰微，进而降到一般宗教的地位。

自穆宗以后，其气势再已无法与嘉靖一朝相比拟。

二宫观统属制度

明代道教宫观统属制度，除了龙虎山、武当山各有自己的体系之外，南、北两京的道观，基本也与佛教寺院一样，采用一种大观统领中观、中观统领小庙的制度。

当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下令归并天下道观之时，就规定，每座大观，其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

。

道教宫观的住持，也可分为两种：一是考选，具体由道录司、礼部负责；二是皇帝钦点。

如洪武二十八年，重建朝天宫成，明太祖就下诏让道录司右演法曹希鸣住持朝天宫；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通过司礼监太监李荣传下旨意，升道士刘奇清为道录司右玄义，兼宣灵庙住持。

至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不但信佛，而且还崇道，在北京的一些大的道教宫观中，常常设有一些“书办人员”

，专门负责传录道书，由近幸太监一两人统领其事。

书成上进，以供御览。

按照明代的制度，道录司是具体负责天下道教事务的官僚机构，而天下道教事务的实际掌管者是龙虎山的正一嗣教真人。

当然，这仅仅是就其大概而言，事实上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各宫观的具体事务，却另有真人统一掌管。

如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封高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

，“领道教事，总各观住持，知道录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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