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教生活（第10页）

因此，在道教诸神的统治系统中，往往也是模仿现实生活。

如明代嵩县王以宁家，藏有钞本《玉华秘籍》数卷，“载仙官名号，极奇极详”

。

其中有“广寒点察使”

一职，主掌科名。

显然也是现实生活中尤其重视科举这一风气的真实反映。

城隍一名，最初见于《易》泰之辞，成为一种神庙的祭祀，已经很难知道其确切的时间。

唐代乾元年间，李冰有《缙云县城隍庙记》一文，其中有云：“城隍，祀典无之，吴越有之。”

可见，唐时城隍之祀尚未通行于天下。

元代吴幼清在其所著《江州城隍殿记》中，也记道：“社祭山川，则城隍固在其中。

但水与防庸尚有专祀，城隍以寇敌保人民而可不专乎？”

又云：“祭必有配，如社以勾龙，凡有功于土者亦宜配食，城隍而立庙以棲神，礼也。”

其中关于城隍之说，所论已是相当明显。

当时南昌已经有城隍之祀，那么其他地区的城隍祭祀大体也是如此。

明初最初设立的城隍庙系统，无疑可以证明神道同样是在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

洪武元年（1368），诏封天下城隍神时，其所设的神灵体系完全是世俗的一种体现，诸如在应天府的城隍神称“帝”

，在开封、临濠、太平府、滁州的城隍神称“王”

，而其他府、州、县诸城隍，则分别为公、侯、伯。

洪武三年九月，京师城隍庙建成，其城隍号称“天下都会之神”

。

当时礼部尚书陶凯曾建议在城隍神下设六曹，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并设左、右二司之神。

明太祖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罢去六曹不设，只保留左司神、右司神。

城隍神主“用丹漆字，涂以金，旁饰以龙文‘。

当陶凯等迎城隍神主入庙时，所用的是“王者仪仗”

，

而且太祖亲自撰文告之。

从神主用龙纹作为装饰，到迎神时用王者仪仗，无不说明太祖虽已革去京师城隍神下的六曹之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它的“王者”

地位。

洪武三年所定官方祀典，已将先前的各种公、侯、伯的爵号革去，天下各地城隍之神，只称“某府城隍之神”

、“某州城隍之神”

或“某县城隍之神”

。

这种做法显然基于儒家关于祭祀的观念之上。

儒家思想体系规范下的祭祀，当然也有用“尸”

之例，《诗经》、《尚书》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均用于宗庙的祭祀。

这当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人死精神既散，所以祭祀者就替他设木主，立京庙，并“为尸以萃之”

，目的就是为了让先人的神灵通过此有所寄托。

至于像天地、山川之类，在儒家看来，尽管也有神的存在，但不过是一种神气的流行，未尝止息，一且设祭，就会“飨应”

，所以不必设“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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