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称谓录（第15页）

关于此，万历四十三年（1615）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朴就已明白列出，如称辅臣王家屏、沈鲤、高拱、张居正，不是直接称名，而是称“山阴”

、“归德”

、“新郑”

、“江陵”

；称官，不说吏部尚书、礼部侍郎、户部郎中、工部员外郎，而是称“大冢宰”

、“少宗伯”

、“度支郎”

、“将作”

；官属之地，不称北直、南直、江、浙、云、贵，而是称“燕”

、“吴”

、“豫章”

、“越”

、“滇”

、“黔”

。

如此之类，在当时也习以为常。

除官称外，京城官场称谓，当以“老先生”

一称最为尊贵。

从内阁到大小九卿，均可以称老先生。

门生称座主，也称老先生。

司礼监掌印太监有时到内阁，称阁老为“老师父”

，而阁老称太监为“老先生”

。

如李东阳当政时，曾经冬天五更入朝，至长安街，正好碰上编修崔后渠在道上饮酒。

后渠在轿前拱立，道：“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

万历初年，太监冯保权势显赫，即使武清侯见到他，也称“老公公”

。

自从严嵩执政以后，一些阿谀之官为了拍马奉迎，称严嵩为“老翁”

，有些人更是称他为“夫子”

。

随后，门生均称座主为“老师”

，以致三品以上的庶僚，也多被称为“老翁”

。

明代京城各衙门之间的互相称谓，均有一定的体例。

据清人王士祯《居易录》言，内阁部堂，彼此称“老先生”

，翰林院、詹事府也如此。

此外，给事中称“掌科”

，御史称“道长”

，吏部称“印君”

，又称“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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